提要：阜阳爆发严重的手足口疫情，腾讯深度刊发了《安徽阜阳:怪病背后的政府怪状》报道，对该事件中政府责任进行反思，在梳理近几年一系列的阜阳新闻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灾难的阜阳，一个很受伤的阜阳。然而，这座城市的历史不是这几年，他曾有一个自己的美好年代。请看报道。
名城与伤城
4月的阜阳
，一种叫做“EV71”的肠道病毒再一次打乱了这座城市的安宁。许多从全国各地赶到阜阳的媒体记者，见面以后相互间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又是婴幼儿”。
“2003年以来，这里接二连三地暴发了重大负面事件，而每一次负面事件的发生都会使阜阳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座城市在外的形象几乎成了‘灾难’的代名词。”阜阳师范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教授面对记者，露出了满脸的尴尬和无奈。
阜阳古称颖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管仲、鲍叔牙、稽康的故里，宋代晏殊、欧阳修、苏轼都曾在此为官，有“未觉杭颍谁雌雄”之誉。如今，这座历史名城却衔耻含愤，忍受着来自各地怀疑的目光。
下列曾在颖州（阜阳）当过一把手的词人，你最喜欢哪一位？晏殊欧阳修苏轼苏轼在颖州为民办了四件大实事，你知道哪些？阻止开挖八丈沟疏浚西湖抗旱平盗建苏堤反腐败重视城市卫生修建下水道 下列阜阳贪官，你最不喜欢哪一个？原市委书记王怀忠原市委书记王昭耀原市长肖作新原阜阳中院院长刘家义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和中市委原秘书长张华琪原公安局副局长种永纪原市政协秘书长徐波原阜阳中院院长尚军原阜阳中院院长张自民
阜阳护城河边的宋代古城墙
苏轼诗文中多次提到的聚星堂现已无存，阜阳市仅余一处名为聚星南巷的小街
汪萧锋 发自安徽阜阳
多事之城
2003年，SARS疫情肆虐中国，阜阳也未能幸免，而与此同时，“毒奶粉”和“大头娃娃”事件浮出水面，使得遭遇SARS病毒的阜阳城，再次经受重大考验。
在这次事件中，阜阳市共查获55种不合格奶粉，共涉及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家企业，而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婴儿营养不良者189例、死亡婴儿12人。
“这个事件影响之恶劣，不仅仅是毒奶粉问题，还有当时政府应对这件事情时采取的非常不规范的处理方式，使得阜阳市政府遭遇前所未有的批评和责难，阜阳也因此‘闻名天下’，出名的方式却让人难以接受。”上述副教授说。
几乎与毒奶粉事件差不多的时间，臭名昭著的贪官王怀忠的案子也开始进入宣判阶段，而王的案子则与此前阜阳另一贪官肖作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后又是王昭耀 “权力家族”大案。
随着众多官员贪污腐败案件的披露、查处和宣判，阜阳的官场也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2005年，震惊全国的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官腐败窝案”被挖了出来，使得这座经历了食品卫生安全和巨贪层出打击的城市，再次面对尴尬，该院两名副院长、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涉嫌受贿被查处。紧随其后，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也被判入狱。
日前，发生在颍州区的“白宫”举报人神秘死亡的消息又开始在各大媒体和网站传播，外界的矛头再次指向了争议颇多的阜阳官场，“就算没有EV71感染事件，‘白宫’举报人死亡的事情也够阜阳‘喝一壶’了，真是多事之秋啊。”阜阳第五人民医院一医生说。
“那几年，我的很多外地的朋友和同行们，经常打来电话问，你们阜阳怎么又出事情啊，我常常无言以对，报以苦笑和自嘲。”一位在阜阳市卫生系统的官员承认，“这些事情确实让阜阳市蒙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阜阳会受到如此关注，一有风吹草动，你就会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已经在你的身边出现。”出租车司机饶彬说。
警惕与不信任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非议，整个城市充满了不信任的情绪，对外来的探询者也高度警惕。
4月28日上午，从火车站到第二人民医院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就不断的询问“这个病还会死人吗”。他质疑：“政府都在电视报纸上说这个病‘没有传染’，政府的话应该没有假吧？”
但刘师傅还是建议那些家有幼儿的亲戚朋友把孩子暂时带走，以防万一。
而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排队的大人都紧张得没了表情，相互之间小心翼翼地交流，这种惶恐的情绪一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消失过。
发热门诊对面是一家餐馆。女老板任红影看到自己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试图走出店门的时候，她急跑过去将孩子拎回来，狠狠地在孩子的屁股上抽了几下，孩子大哭起来，母亲依旧大声地斥责：“外面那么危险，你还跑。”
警惕也是无处不在。记者在入住西郊的一间酒店的时候，询问前台服务人员有关这种病的影响，那位服务人员立即神情紧张起来，并委婉地回答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远处，有几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声地聊着这个话题。
记者寻找已经死亡的小男孩贾帅帅家的经历，更是感受到当地人对外来者的警惕和防范。
当记者千方百计找到贾家所在的生产队后，在村口就遭遇了村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的盘查和跟踪。一位接受记者问路的妇女，在被中年男人狠狠瞪了一眼之后随即跑开。
事后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面明确要求村里不要对外乱说，尤其是有死过小孩的村子。一旦走漏了风声，上面会追究责任的。”
“这种警惕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封锁消息，这与5年前‘大头娃娃’事件中当地政府在农村所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曾经来阜阳采访过毒奶粉事件的某媒体记者说。
刮骨疗伤
“我们现在确实在努力改善当前事情的现状，竭尽全力做好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但是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我请求媒体记者在报道阜阳的时候能考虑到当前情况的复杂性，客观如实和正面报道，拜托各位了。”
4月29日下午，阜阳市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阜阳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卫生局副局长严伟在面对众多媒体的咄咄追问时，大声地说出了上述一番话。
阜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坦陈：“我们已经饱受太多的批评和责难了，但是事情还是要处理好，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有助于处理突发事件的舆论环境。”
“负面事件已经将阜阳变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伤城，这种伤害的威力其实非常巨大。”前述阜阳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说。
在他看来，负面事件损伤的不仅仅是市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信誉。现在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而投资者显然不会对一个名声不好的城市产生投资兴趣。“其实阜阳的发展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要想改变，必须‘刮骨疗伤’。”
但这位副教授也承认，“刮骨疗伤”的前提是要清楚地确定好伤在哪里，而非盲目。显然一个城市的信誉重建并非易事，“当政者还必须迎难而上，才能开创一个新的历史。”
在阜阳采访中，一位阜阳出租车司机的一番话让记者很受震动，他说：“这几年来，阜阳出了很多不光彩的人和事，这让我很难过，但我们出租车司机是这个城市的明信片，我真的期待我们代表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美丽、健康、有尊严的希望之城。”
伤城阜阳
汪萧锋
3月28日，不足两岁的男孩贾帅帅在送往阜阳市人民医院前就高烧不退，手心和脚心起满了米粒大小的疱疹，口吐血性泡液。小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前来检查时，就发现孩子左心已经衰竭，抢救一会儿未见效果，宣布其死亡。医生认定为“重症肺炎”。
这种致命的“肺炎”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导致了1800多例病例，绝大多数为儿童，截至4月29日，已经造成阜阳20人死亡，在医院治疗的还有540例。
贾帅帅是第二例死亡病例，正是这起死亡病例，引起了医生们的注意。在前一天的下午也有同样的一例病例，那是阜阳发现的第一例死亡病例，但那时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贾帅帅死亡的同时，另一个名为方雨倩的女婴也因相同症状死亡。
前后3起死亡病例让医生们有了警觉，他们将情况上报给了更高一级的部门。在随后陆续出现的儿童死亡病例中，“杀手”也显现出水面。在第六例一个叫作张曼丽的小孩遗体体内，专家发现了肠道病毒EV71。卫生部专家最终在4月23日确认了阜阳“怪病”为肠道病毒EV71感染所致。
肠道病毒EV71感染多发生于儿童，常引起儿童手足口病、病毒性咽峡炎，严重的会引起死亡。1969年，这种病毒首次在世界科学家面前现出原形，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研究者也搞清了该病毒的特性。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1000多人中被这种病毒夺去了生命。
中国自1981年在上海发现该病后，北京、河北等十几个省市均有出现，1998年台湾地区有近13万人被感染，其中死亡78例，2007年该病在山东省一些地区流行。
只是该病毒还没有在哪个地方一次性集中爆发过，死亡病例像阜阳这样一下子达到20例之多更是罕见。截止到4月29日，在所有的发病病例中仍有26例重症患儿。
4月28日，阜阳市传染病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前抱着小孩的家长排成了长队，快餐店的老板任红影一边盯着对面的“长龙”，一边警惕地看护着自己活蹦乱跳的两周岁的儿子。只要这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出店门，她和丈夫就毫不客气地打他的屁股。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伴随着死亡、谣言、恐惧，这个名字总是与贪官窝案、大头娃娃、艾滋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再次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煎熬。
贾帅帅之死
3月26日傍晚，家住阜阳市颍州区清河办事处贾庄行政村洼子沟自然村的小男孩贾帅帅，突然一失往日的活泼调皮，晚饭还没有吃完就开始打起瞌睡。
小帅帅的妈妈以为孩子白天玩累了，也就没有在意。夜里的时候，睡梦中的孩子有些烦躁不安，面部发红。年轻的母亲摸摸孩子的额头，感觉有点发烫，此时正好是夜里，也就没有太在意，想着也许睡一觉就好了。
但一夜过后，情况并没有好转。27日天亮以后，孩子发烧加重，精神也非常差。帅帅的父母才想起来带孩子去1公里外的诊所去看医生。
医生给帅帅量完体温以后，确认孩子有点发烧，感冒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医生依照当时的症状，给孩子打了点滴后，让妈妈将孩子抱回了家，叮嘱“体温降下来就好了”。
回家后，帅帅的病情却进一步加重，高烧的面部开始出现红色斑疹，手心和脚底下也明显出现米粒大的疱疹。父母着急了，于是又急慌慌地将孩子带到医生那里，医生还是依照症状做了先前同样的处理。
此时，男孩的体温仍没有降下来，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孩子的嘴角已经出现带血色的泡沫。
28日下午，帅帅被送进了阜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阜阳市人民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刘晓琳对当时的情形做了描述：我赶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贾帅帅正口吐血性泡液，口唇紧干，呼吸困难。
用听诊器一听，刘晓琳发现小帅帅的左心已经衰竭，很快，血性泡液开始变为粉红大泡沫痰液，抢救一会儿仍没见效果，最后宣布其死亡。
也就在救治贾帅帅同一时间里，另一个名为方雨倩的女婴也因相同的症状离开了人世。
“这两个孩子都是最后死于左心衰竭而引起的呼吸衰竭，这显然是肺炎不能解释的，因为通常情况下重症肺炎引起的是右心衰竭直至最后呼吸衰竭，而且病程也比肺炎快了很多。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出现了我们以前所没见过的病，于是29日一早就打了市疾控中心杜主任的电话，8点的时候，他们就带人来医院采集标本。”刘晓琳在4月29日的下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后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赴阜阳视察时，也肯定了刘晓玲等医师及时发现、及时上报病情的做法。
“两个小孩死亡以后，他们的父母悲痛万分，情绪非常激动，我们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劝说和解释，才暂时平息了他们的情绪。”4月29日，刘晓琳在阜阳市政府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我们没想到3月29号还会死3个。”
记者调查了解到，其实在3月上旬，阜阳市人民医院(当地唯一的一家三甲医院)就陆续接诊了多例以发热伴口腔、手足臀部皮疹为主的患儿，而且体温大多达到38摄氏度，少数已经伴有脑、肺严重的损害，3月27日，一位重症患儿经多方抢救后还是死亡了。阜阳市人民医院小儿科一位不愿具名的护士承认，“这是首例死亡患儿，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
谣言、谎言、恐惧
帅帅死了之后，邻居们怀疑是不是医院抢救不得力才没救活孩子，有人还出主意要帅帅父母去医院闹，但是这夫妻俩说，“孩子来的时候就快不行了，不能怪医院。
”失去孩子的年轻夫妻为了忘记伤痛，决定出去打工。但是这对伤心父母的离开，并不能带走阜阳城开始滋生的谣言和随之而来的恐惧。
“3月30日开始听说人民医院这几天连着死了好几个小孩，而且都是三周岁以下的，我和家人开始紧张起来，但没见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官方信息出现在媒体上，周围的好多同事朋友都在相互之间打听这个事情。”住在阜阳市人民医院不远处的张女士说。她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
而在3月29日晚，阜阳市卫生部门主要领导及全市主要呼吸道、儿科专家也集中到市医院召开会议，表明要对此事进行密切关注。
第二天晚上，市卫生部门主要领导及儿科专家又召开第二次会议，但仍然无法断定此种疾病的性质及种类，会议随即作出决定上报安徽省卫生厅。随后省厅首批专家来到阜阳。
就在政府逐级上报的同时，坊间开始传播“阜阳出现了专门侵袭小孩的怪病”的消息，有人说这是“小孩非典”、“人禽流感”，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口蹄疫”，而且关于死去的小孩的数字也在“几个”和“十几个”之间猜测着。
不确定的消息通过网络、电话和手机短信在私下迅速传播，恐慌情绪在市区蔓延并发酵。
“特别在4月10日前后，从医院工作的朋友处传出来的消息是 ‘已经死掉10多个’了，我们真的开始感到恐慌了。”在阜阳开出租车的刘昭然告诉记者，他的不到四周岁的女儿当时正在上幼儿园的中班。
4月13日，传言越来越多。市里的幼儿园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对幼儿园的学生测量体温，并检查孩子的手足和上颚。一旦发现有发烧的小孩，立即打电话让家长将孩子带走。“孩子回家跟我们也说了这个事情，开始我们没在意，后来一联想到最近的传言，我和老婆开始感到紧张了，先去问老师，老师并没有说有什么情况，并坚持说这是训练孩子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在阜阳市某商场上班的王春(化名)向记者描述了半个月前的情形。
“13日开始，我就不让孩子去幼儿园了，后来孩子的老师还打来电话责怪我们。”王春说。
流言和恐慌如影随形，很多家长开始强行不让孩子再回到幼儿园，最后导致绝大部分幼儿园被迫停课。更有甚者，得知家乡发生“怪病”，有些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们专门赶回来，将孩子带到打工所在地“避避风头”。
4月15日，阜阳市政府通过当地的媒体发布了 《有关人士就近期阜城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和《市医院儿科专家就儿童呼吸道疾病问题答记者问》。
在这两份公开《答记者问》中，确认 “最近呼吸道感染症状比较重的患儿，有几例已死亡”。但“经过省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这几个病例没有相互传染联系”，患儿家庭和他们接触的人群至今未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请转告群众不用担心”。
在政府通过媒体发布“是呼吸道疾病，没有传染”这样的信息后，很多幼儿园的老师被要求逐个给家长打电话，让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继续上课。
“我也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也看到了来自政府的通告，既然没有传染性，也不危险，当时紧张的心情确实放了下来，也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王春说，“但不到一个星期，听说省里面和卫生部都来专家了，我们一下子又恐慌起来，没有大病，也不会惊动北京的专家啊！”
在私下里听到又有几个孩子死亡后，出租车司机刘昭然夫妇毅然决然地将孩子从幼儿园拖了回来，并送到在安庆的孩子外婆家里。
“北京的专家说这个病毒感染后会相互传染，既然会传染，那当时政府为什么还要出‘没有传染’的公告啊？真是后怕！”刘昭然有些惶惶地对记者说。
后来公开的消息显示，4月15日，安徽省卫生厅开始向国家卫生部求援，4月16日凌晨两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带领国内数位专家抵达阜阳。在此之前，安徽省已经派出了四五批近20名专家奔赴阜阳增援。
据阜阳市太和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透露，15日以后，市里面要求所有出现发热和手足疱疹病症的患儿全部要送往阜阳市人民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定点诊断治疗，其他医院一律不许擅自接诊，同时也将全市的儿科和呼吸科专家抽调到这两家定点医院。
从18日开始，这两家医院的一些公共宣传栏和墙面上开始出现“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随后这样的传单也贴到了幼儿园和阜阳市下属区县千家万户的门面上。
全民预防战
宁国锋(化名)是阜阳市颖西区颖西卫生院的预防科医生。4月29日上午，这位医生正在和一位同事对颖西胡庄村进行消毒。
他是在一个星期前接受了专业知识培训，并被安排负责这个庄子的卫生消毒。
宁指着背上的喷雾箱解释说：“这是1：300的敌敌畏，浓度很低，每天都要给整个庄子消毒三遍，同时还要给村民做注意卫生预防的宣传。”
在胡庄马路对面一所小学上五年级的学生张勤(化名)说：“最近我每次放学回家，妈妈就让我念贴在墙上的传单给她听。”
张勤指着胡庄路口小店旁边的一堵墙告诉记者：“就是那几张纸，我妈自己不怎么识字，但她听别人说这个单子能让人长健康卫生知识。”
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在胡庄和清河办洼子沟村的入口处，都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用砖头压着三叠纸，旁边都有一村干部模样的人喊着路过的村民来拿，拿回去贴在自己的墙上。
在4月23日确认了“怪病”系肠道病毒EV71感染后，阜阳全市开展了大范围的消毒工作。4月24日上午，远在市区数十公里外的阜南县会龙乡政府，召开了各村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后各村领取了大量的84消毒液，目标直指肆虐的“怪病”病毒。
24日傍晚，阜阳市区的全体幼儿教师集中在阜阳市教委大楼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市卫生局发动全体幼儿教师，立即调查本班的学生有没有手足口病的发病史，时间从3月1日到4月22日，并认真填写《阜阳市手足口病病例回顾性调查》，次日必须上交调查表。
据阜阳市4月26日公开的情况显示，4月20日前，病例分布已经由阜南县、临泉县、颍州区和颍泉区扩散到全市的8个县市区和开发区，而且死亡病例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或者城郊的城乡结合部。
“因此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成了监控中的重点区域，相关的消毒和传染病知识宣传是监控预防的重要手段。同时城市的托幼机构以及2周岁以下的幼儿也是重点监控对象。”阜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万俊峰说。
4月29日，在阜阳市政府召开肠道病毒EV71感染暴发后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阜阳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严伟再次强调，对于这次暴发的小儿肠道病毒感染疾病，地方政府不存在迟报、瞒报、误报的情况。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陈贤义也认为，一个疾病的诊断需要临床诊断，也需要流行病学的资料，安徽阜阳市的报告是及时的。
卫生部官员详解阜阳疫情
翁仕友
安徽阜阳肠道病毒(EV71)感染的人数仍在上升，截至4月29日，累计报告1884例，所幸的是，死亡人数仍为20人。
事发后，卫生部派出了以公共卫生专家和临床救治专家为主的两个专家组，此后又从湖北、湖南调派了35名医护专家进驻阜阳。据了解，专家组已经拿出了可行的救治方案，不过，病源仍未查明。
4月29日上午，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主要情况，期间，卫生部的三位官员——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卫生部新闻办主任邓海华就阜阳疫情问题，回答了包括本报在内多家媒体的提问。
是否会全国流行？
记者：安徽阜阳暴发的EV71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一千多人感染，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导致那么多人死亡？是不是疾病控制和疫情报告方面还不太完善？
齐小秋:EV71病毒感染目前为止还没有列入我国的法定报告传染病序列里，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需要报告的应急事件进行处理的。我们国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37种传染病，分成甲、乙、丙三类。这个病在国内流行还是时常有的，像去年的山东临沂和以前其他的一些地区，不过都是局部流行，没有形成全国的流行。
所以疫情的处理一般是由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卫生部门进行防治工作，中央给予技术方面的支持。最近我们根据这几年的EV71病发生情况，根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也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病的管理和监测。
记者：刚才齐局长说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的报道，EV71病毒已经扩散到河南，请问在控制疫情蔓延上有何举措？
齐小秋：我们国家管理传染病是有事权划分的，国家这层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地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是分得很清楚的，是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处理的。就目前来说，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预防控制工作，就目前的疫情来说，还是在安徽。
饶克勤：因为没有当成疾病报，当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报告的。不能简单地说三月份出现了第一例死亡，就全国通报。全国每年要死六七百万人，每例都通报，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吗？
我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学的专家或者流行病学的专家，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是从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然后来得出结论。现在有个别媒体报道说阜阳手足口病传到河南，是不是由安徽扩散到河南，不好说。这个时间在全国出现这种病并不稀罕，关键是河南的病例和安徽的病例之间是否有联系，还要核实。
并不能把河南发生了手足口病说成疾病扩散到了河南。什么叫扩散？是指疾病从疫源地传播到了河南。就像因为北京出现一例重症肺炎，上海也出现一例重症肺炎，就说是北京的重症肺炎扩散到了上海，这种说法就不成立。所以对一个疫情的报道，说“扩散”这两个字，要稍微慎重一些。
是否有人为疏忽？
记者:从3月底第一例病例死亡到4月23日向社会公布，中间相隔了比较长的时间，有报道说这其实失去了控制和治疗的黄金(196.20,0.89,0.46%,吧)时期，请问在通报或者公布疫情数据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忽？
邓海华:疫情的通报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布，国家是有法律规定的，卫生部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具体说这起事件，是不是发生了你说的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媒体的报道来妄加评论，还需要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
饶克勤：什么叫疫情？并不是说某种疾病引起了一个病人死亡，就叫疫情。疫情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是要引起局部暴发或者是大暴发，暴发所形成的疫情还要有一定的发病人数在单位时间内，在某个地区，发病病例突然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这才能叫疫情。
第一例病例是在三月份死亡的，我们不能说死于手口足病，就说它是疫情了。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每天大约有2到3万例各种传染病报告，每年大概有600多万个病例报告。
安徽阜阳的医务人员在医院里出现两例、三例儿童不明原因肺炎死亡，马上报告省卫生厅，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及时的。省卫生厅及时派出专家组去核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一个新发疾病，或者说对病源的确定，最终确定为EV71病毒，我们觉得是要有个过程的。
记者：从2003年的“非典”到现在，好像不明死亡原因的死亡例子比较多。如果针对不明死亡原因的死亡还固守以前的通报办法，会不会贻误战机
？
饶克勤：实际上，医学虽然有进步，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某些疾病的原因。在全世界，不明原因死亡的比例大概是3%至5%。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明原因的死亡呢？并不是说不明原因死亡现在才出现，这一现象一直存在，现在不明原因的死亡比例正在下降。
那么，报告是不是都要向社会公布？我们有一套制度和法律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传染病法》有规定，对于疾病暴发、大暴发的确定，必须由科学家、流行病学专家来做出判断和确定。不能简单说因为有某病例死了，就说是疫情暴发。所以疾病的调查、分析、确认有一个过程，请记者们理解。
EV71感染事件的反思
汪萧锋
尽管阜阳市政府对这起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难辞其咎，但与5年前在处理毒奶粉事件中采取的手段与应对措施相比，当政者对此次“EV71感染”事件的应对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事实上，阜阳这次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阜阳市政府的问题，还有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中的缺陷。
首先，亟须建立起传染病研究资源和防治经验的省际甚至国际间的合作机制。
在4月23日之前，安徽省疾病控制方面的专家一直为病因的确诊感到焦虑和担忧。但后来却发现引起此次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真凶”，竟然是在40年前就已发现的常见肠道病毒EV71，而且这种病毒引发的“手足口病”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出现过，就在去年的安徽邻省山东，也出现过近万例的报告，也有死亡病例。
也就是说，对于EV71感染的传染病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但阜阳这次却没有用到。
试想，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经验的省际间共享，安徽省的临床和疾控专家们也不至于用了近乎23天才最后确诊感染病毒，也许就会有更多的重症患儿能有获救的可能。而在这23天内，阜阳的患儿死亡人数一下子从5个猛升到16个。
其次，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序列迫切需要调整。
当外界问责安徽省卫生厅“没有及时向卫生部上报病情”时， “肠道病毒EV71感染不是法定必须上报的传染病”这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把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阜阳已经因此死了十多个患儿了。
事后，更有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每天大约有2万到3万例各种传染病报告，每年大概有600多万个病例报告，每例都通报，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吗？”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面对已经消逝的十几个幼小生命，这番说辞显然是对公众的生命权、健康权、知情权的漠视。
而最近也有官员公开表示，“我们根据这几年的EV71病发生情况，根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也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病的管理和监测。”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期待政策制定者能够尽快推出更完善的和更以人为本的传染病法定报告制度。
第三，夯实农村疾病控制预防三级网络迫在眉睫。
阜阳此次规模性暴发肠道病毒感染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发病患儿都来自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在已经死亡的20例患儿中，有18例来自农村。这也再次证明农村疾病控制预防网络的构建和夯实的重大意义。
必须承认，5年前，因为SARS的教训，各地基本上建立起了县、镇、村三级疾控网络，但有了网络并不代表疾控预防就有了保障。事实上，很多地方也只是搭起了网络的框架。
这个三级网络当前最普遍的困境就是：技术设备和监测手段落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专业培训，没有有效的供给保障体制等等。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我国农村三级疾病控制预防网络防控能力弱和应急反应能力差。
实际上，我国已经迎来了改善农村疾控网络的大好时机，来自国家层面的医疗改革措施已经开始逐步推进，基层医疗网络和医疗条件的完善，也成为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最关键的一环。如果政府能在这一轮改革中承认不足，切实去夯实这一网络，今后才能控制和有效化解更多可能会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详情请点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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