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印度的黄金三角，是指班加罗尔、金奈和海德拉巴。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最强，海德拉巴作为后起之秀发展迅猛，专攻芯片设计和制药业，而殖民时期开埠的老牌城市金奈，则在电子设备制造与汽车工业领域形成了产业链。

卡斯图巴大街（Kasturba Rd）上暗灰色的“工业与科技博物馆”很不起眼，但在很多人看来是班加罗尔不二的精神地标。
穿过立有倡办者维维瓦拉亚（M. Visvesvaraya，1860~1962）爵士半身雕像的大堂，跃入视线是酷似北京798时态空间的“工程学馆”：霸王龙大小的退役运输机悬吊于西头，发电机组的动力系统裸露着便于参观，沿着巨大的双螺旋形状的金属轨道，亮闪闪的铁球循环奔滚、发出声响。专心致志的父亲正试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懵懂的孩子们解释里面的原理。每年，来这里参观的小家伙们超过50万。
20年后，这些孩子可能象他们的父母一样从印度理工学院（IIT）毕业，成为各行各业的工程师，坐在有落地玻璃的IBM、微软办公室里骄傲地上班，或者琢磨着再创一个Wipro（印度最成功的软件公司之一）。不难理解，如果有毕加索式的大脑，人们会把这个博物馆想象成印度未来的发动机。
维维瓦拉亚若能见到这一幕肯定会激动不已。1960年，这位一生荣耀无数的“工程师、宪法工作者、厂长、议员、建筑师、教授”在他百岁寿辰时说，不希望别人关注尼赫鲁总理坐着专机来给他祝寿，或者追问当年为什么给圣雄写信并建议“注意穿着”，“我只梦想，在这个国家能建设一家面向儿童的博物馆，生动地启蒙他们对于工程、科学和外太空的兴趣”。
今天的印度少年，肯定已超过他的预设。面对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游客，一个七八岁模样梳着中分头的小机灵鬼咬着手指发问，“你们那是不是用人民币？”在得到肯定答复时他来了个追问，“一美元等于多少人民币？”看起来，他们的好奇心决不仅限于科技方面。

从四边形到金三角
地下丝绒乐队主唱Lou Reed的歌声回荡在杰特航空（Jet Airways）的机舱，这是班加罗尔飞往海德拉巴的航班，乘客十之八九都是穿着入时的工程师，其中不少20年前曾在“工业与科技博物馆”里蹦跳雀跃，放Lou Reed的歌曲得体而又出乎意料。
比如吉塔（Gitta）就很享受这种“波波 气氛”：从美国加州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后，他回海德拉巴在谷歌里谋了份差事，顺利的职业生涯使他乐观自信。两杯咖啡下肚后他侃侃而谈，“印度是黄金四边形，四支点分别为德里、孟买、金奈和加尔各答；南印度也有黄金三角，是班加罗尔、金奈和海德拉巴。”
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最强，海德拉巴作为后起之秀快速腾飞，专攻芯片和制药，而英国殖民时期开埠的老牌城市金奈，则在电子设备制造与汽车工业领域形成产业链，像伟创力（Flextronics）、捷普集团（Jabil Circuit）、韩国的LG电子和三星电子等巨头都已进驻。
当然，“南印金三角”也有共性：软件外包业。《纽约时报》3年前的那句预言已成现实：今天，如果南印大大小小的软件外包公司突然停止运转，那么全球五百强大部分企业的信息系统将瘫痪。
对此，曾与印度软件公司Wipro直面竞争电信大单却落败的Oracle董事长拉里 . 艾里森（Larry Ellison）也无可奈何，他认为质量与价格优势的兼备，是这个国家软件业崛起的关键，“也许，他们从二战后日本企业的发展史里萃取了很多精华。”其中就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意识，比如他们为客户提交软件系统时，会演示每个步骤的编程时间、修改时间和应用技术，而不是把产品一给了事。
去年财报显示，已将公司开到上海浦东软件园的印度软件业“四大天王”——Infosys、Wipro、塔塔咨询服务和萨蒂扬——纷纷取得傲人成绩。其中有三家把总部放在了南印，另一家（塔塔）在开发区里也操作大量业务。
Infosys从2006年底起并肩谷歌、戴尔等成为纳斯达克Top 100指数企业，2007年净利润达到385亿卢比（100卢比=18.8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56.6%，营收1389亿卢比，比前一年增长45.9%。面对记者，刚由首席执行官升成董事局主席的尼利卡尼（Nandan Nilekani）先生显得非常自信，“尽管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工资增加和卢比升值等不利影响，但Infosys有信心把营收突破40亿美元。”而塔塔咨询服务和Wipro的增长幅度，据分析人士推测不会低于47.8%和29%。
吉塔的表述很有意思，他说只要去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大街上转遛一圈，就会知道新经济巨头和创业者为什么会挑选南印而不是北部做基地。以班加罗尔这座卡纳塔克邦（Kamataka）的高原首府为例，这里干净漂亮，有很多酒吧和高尔夫球场。在占地500英亩的伊格顿高尔夫村，管理员最头疼的不是深沟树丛，而是从天而降的乌鸦，它们倾向于把高尔夫球当作鸟蛋叼走。
吉塔认为充沛的高素质复合人才，是南印出现高科三角的另一重要原因：25万卢比左右的软件工程师起薪，使得NIIT和CSC等500多所民间软件人才培训机构红火异常，还不算160多所大学每年的毕业生。“班加罗尔软件工程师总人数已超过美国硅谷，仅软件园区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汇集了超过5万名技术人才，通用电器的研发中心，近2000名博士从事研究工作。”
离IBM只有15分钟车程的IIMB（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连续多年排名印度商学教育前三强，校园建设大气。戴老式眼镜的阿普特校长（Prakash Apte）认为，IIMB为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金奈的软件、IT、半导体、医药、制造业公司培养了大批高级管理人才，“这里吸引了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优秀学生，也同时针对退役军人开设课程以帮助他们融入商业社会。”
阿普特校长骄傲地回避了最近3年MBA班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个话题，理由不乏幽默夸张，“为了学生以及他们家属的安全”。据本地媒体报道，连续几年有学生收到了恐吓信，因为雇主们非常喜欢这里的学生，“他们有理工科背景，又理解了商业运营”，于是给出的工资条件相当有竞争力，也更放心把一些运营中心设置或迁徙到这里。
以软件产业为载体的专业主义和服务精神，最终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正反馈——好公司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良好工资水平刺激了消费经济。统计资料显示，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实际上需要8个服务配套人员，而这总共9个就业岗位，又会拉动20个左右的外围服务就业机会。
以南印三城中知名度相对较小的海德拉巴为例，自高新产业上世纪末开始腾飞，该市房地产、家政、零售、娱乐、汽车、餐饮、金融保险等行业也是狂飙突进。微软、Oracle、半导体公司和诸多药企入驻的城市地标——网络大厦（Cyber Tower）周边，敏感商家已纷纷落户，Tommy Hilfer、Lee甚至佐丹奴来这儿扎堆肯定不是为了凑热闹。

海德拉巴所在邦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政府为充分利用“网络拉巴”（Cyberabad，海德拉巴的戏称）的衍生效应，同时试图将这个高原城市打造成展会之都。“B2B”和“B2C”于是在海外印度人群中有了别样的意味，分别是“Back to Bangalore”和“Back to Chennai”。

就城市外观而言，金奈与同为南印科技城的班加罗尔、海德拉巴明显不同，更传统也更有历史感，经济区周边更像生产制造基地，而不是常见的摩天楼群。这里由于吸引到诺基亚、鸿海、福特和现代公司的落户而名扬世界。

威姆卢甘（M . Velmurugan）是泰米尔 . 纳都邦工业部的招商官员，直接分管金奈招商工作。他理了个南印人里罕见的光头，说话语速非常快，每天平均要见15个意向投资者，“我告诉所有的意向投资者，如果说孟买是印度的上海，那么金奈就是印度的深圳。”他刚去中国沿海考察了一圈，尤其喜欢深圳。他的办公室里装了5部电话，约见中国记者短短半个小时里接了8个电话。

他再三强调，就电子制造业而言所有供应商都希望靠近主要客户，而在金奈，这个产业链条已基本打造成功。再加上开发区的政策以及便畅的物流，综合吸引力很大。当被问及金奈至今不在定期的欧亚航线上、以及港口水深不够的疑惑时，他认为这也是这个城市可以继续挖潜的地方。

危机成就了印度软件业

和深圳的崛起非常相似，20年前没有人会预见到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会在世界高新产业有如今地位——三城汇聚了众多颇具竞争力的软件商、芯片设计厂家和电子设备制造商。《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将这种崛起归功于偶然性，他举的是印度软件业的例子：首先是攻克了“千年虫”（Y2K），另一面是提供了欧元转换过程里的解决方案，“危机成就了印度软件业。”

该说法在美国的软件商那儿得到印证。拉里 . 艾里森闭着眼睛也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第二个千年末尾，全球对千年虫一片恐惧，而由于美国软件商接单能力有限导致大量修改业务积累起来，于是有不少分流到了印度，让印度软件商得到了原始积累的机会，“纳斯达克泡沫的破灭，也助推了分流浪潮，因为一方面很多企业改变了烧钱的做派，另一方面，很多之前在美公司工作的印度裔工程师开始回国创业。”

但科技部、信息产业部的老部长们认为该观点颇多偏狭。前信产部长阿伦 . 舒里亚摇着头回应，“1961年，大概只有两个杰出的科学家在班加罗尔市工作..”他统计，现在企业实验室里的顶尖人物就不下20个，这不可能单是市场自生自发就能形成的结果。

“第一推动力”起码得回溯至1958年，在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任期内，《科学政策决议案》颁布施行。政府经综合权衡，选定班加罗尔为国家“科技特区”。当时班加罗尔是不太起眼的中等城市，绿化好，有“花园城市”的美誉，由于空气质量高符合精密制造业的研究要求而入围。

另一个历史的见证者IIMB的克里斯纳瓦密（Amamath Krishnaswamy）教授一边享受着老式电扇带来的凉意，一边解读起南印的科技崛起。他以为，尼赫鲁的科技政策直接推动了大批大专院校设立，比如在班加罗尔就有印度管理学院和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等。同时，重量级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密集型的国有公司——以电信、电子、航空航天和材料产业为主——集体迁徙形成集聚效应。其中包括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国家航空实验室和负责研制火箭卫星的ISRO等等。

第二波由拉吉夫 . 甘地发起，他推出的《技术政策声明》提出“用电子和教育把印度带入21世纪”。1983年的这个政府声明对塑造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海德拉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DNA指纹与诊断研究中心以及化学技术研究所因此陆续壮大发展。

克里斯纳瓦密认为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1987年。当时德州仪器公司派要员来班加罗尔考察，发现有四大优点：“一年四季的宜人气候、技术人才充沛、高级实验室众多、政府政策支持”，于是决定投资。其后，德州仪器的一些上下游公司也渐此进驻，南印金三角开始真正吸引全球高科企业的目光。1991年，IBM进驻班加罗尔。

为给越来越多的入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联邦政府在班加罗尔开建了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投资传输数据的微波通信网络“softnet”，解决了软件企业的发展需求。《信息技术法》、《软件技术园区(SPT)计划》等法规的出台则给予出口导向型软件公司5年的特别免税优惠，实施政府采购和促进消费政策，强制性购置国产IT产品。

2003年1月3日，对印高新科技有巨大贡献的瓦杰帕伊在当时已获“印度硅谷”称号的班加罗尔公布《科学技术政策》，成为印度科技的“第三波”推动力。新政策配合印度“十五”计划的实施，提出十五个目标、十几项战略和行动措施，强调科技在印度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个政策有不乏意料之外的效果，如引爆了海德拉巴的发展。

自1990年代中期起，看着近邻班加罗尔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安得拉邦政府开始了大力引入国际信产公司的努力，并通过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创业。

海德拉巴由大海市政公司经营，上世纪90年代早期产业单一，随着HITEC City（高科城）的动工，政府以折合每亩1万人民币的低廉价格把土地提供给高新企业，信息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大量新公司注册诞生。姑且不算软件和芯片设计公司，以海德拉巴为总部的顶尖制药公司不胜枚举：Dr. Reddy's、矩阵实验室、赫特罗医药、迪威斯药业、奥罗宾杜公司和威塔实验室，现都是国际市场上声名显赫的制药企业。

在这个城市的东北方向，19世纪矗立起来的双胞胎城市瑟昆德拉巴（Secunderabad，现已与海德拉巴合并）自建城以来又一次焕发活力。再加上被“城市化”打通“任督二脉”，房产价格节节攀升，单价增长率堪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北海。登上16世纪戈尔孔达城墙——“海德拉巴长城”—— 的制高点，被古城墙遗迹包围的老海德拉巴和有全新规划的海德拉巴界限分明，神鸟乌鸦只在老城上空飞翔。

总体而言，经过三波浪潮和近50年的政府高密度科教投资，印度在核能、卫星通信、遥感观测、电子软件技术、生物和医药技术等不少领域，取得世界领先水平。同时，这些技术的产业化也

有重要进展，仅卫星通信和遥感观测方面，据本地媒体报道就有300多项技术转移到了产业界，其中遥感卫星数据销售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

这些深厚积累让南印已能相对独立于政府人事的更迭而发展。3年前，由于多数普通农民不满意农业投入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班加罗尔市长期执政的支持产业投资政党下台。但该市软件业之后仍以几倍于GDP的速率增长。

巴拉拉（P.Balaram）是印度科学院的院长，他认为相比行政管理，大学对于产业实力的带动才是真实有效的。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曾在科学院大树参天的校园里演讲，表示学术交流的重要，其间巴拉拉参与了接待。

印度科学院1909年创办，最初每年招收220个学生，只有化学系等少数几个系。1930年时，校长拉曼推动了物理系等系科的建设，他也因研究光的散射发现“拉曼效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这里还走出了国家核物理之父，航空之父、印度的第一所生物化学系也是在这里诞生，巴拉拉说，“独立之后至今，由于对班加罗尔乃至整个印度的贡献，被称为印度的‘斯坦福’”。

这其实也是第一代塔塔——吉瑟提 . 塔塔（Jamsetji Tata）—— 创办印度科学院的初衷。1893年，在由日本横滨开往温哥华的“印度女皇”的轮船上，吉瑟提 . 塔塔与维维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相遇，前者是去参加世博会，后者列席世界宗教大会。塔塔表达了在印度建钢厂的想法，维维卡南达这位思维宏远的宗教改革领袖看着蔚蓝海洋，告诉塔塔制造技术和钢铁科学是两大难点，“艺术可以从国外引进，但科学必须要自己研究”。塔塔这才萌发办印度科学院的念头。

今天，在设备一流的实验室里，你会发现不少从美国回来的做博士后研究的小伙子。学院的纳米实验室 是世界水平的，产业应用前景更是不可估量，这里有七八个研究重心，“未来哪个都有可能会成为南印高科三角洲的新引擎”。

BPO之后

与老牌大城市北印三城比起来，南印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产业链等方面占较明显优势，但“极端之地”或者说两极分化的痕迹却也并非鲜见：

比如，任何出差来海德拉巴或班加罗尔的商务客都不会想象得出，除非下榻五星级酒店否则不可能有网络接入服务。走在金奈宽阔体面的大街上，问来问去都找不到网吧，最后在外国游客众多的、位于埃格莫尔火车站西北侧的基督教青年旅社，发现了一台不能阅读中文字符的联网电脑。可想而知，介入本地Web2.0概念的互联网公司和网络游戏公司，风险投资商会相当谨慎，毕竟利基点至今尚未出现。

自尊的印度人是这样解释的：需要上网的人办公室里都铺好了有线或无线设施，经济条件一般的不会有多少上网需求。他们肯定不晓得，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刚露头的时候，大学校园周围的网吧里通宵拥挤着浏览网页的青年学生。今天的印度，唯一可以基本确信有网络设施的地方是机场，在金奈、海德拉巴机场的候机大厅，电信巨头Airtel和塔塔的无线上网卡有专门的销售点，折合人民币12元/小时，据说每天能卖60多张。

国际商务客的不适应，还来自酒店服务多实施与世界主流体系迥异的制度：24小时制。如果你是在凌晨2：30入住的，那么次日退房的法定时间也是2：30。实在让不少国际旅客无所适从。

美国宾州大学MBA毕业的科彻里尔（Renju Kocheril）效力于咨询公司Avista和百瀚。从美国回金奈后，他从一些细节发现了这个城市现存的社会分层：在街上叫摩的，如果要去新建的写字楼大厦或时髦地点，这些额头上点个红点的印度教司机基本会找不着北；叫出租车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拿出黑白屏手机问讯，“和美国很不一样，那里出租车司机对地标高楼大厦是烂熟于心的”。

科彻里尔认为，造成这种区别的有两大因素：在印度，打摩的多为生活条件普通的本国人，他们要去的地方多为中下阶层居住区，可以说摩的经济就是针对于这个人群的，也因此与高档商务区绝缘。其次，摩的司机多数缺乏良好的教育，生活圈以中下阶层为主，并无动力去了解城市最前沿的发展。

科彻里尔最早在工业区里的福特汽车工作，现以咨询公司为平台替各国企业进入印度提供一揽子服务方案。熟悉南印金三角区域软件公司的他，对这些公司成功开拓海外市场有独到见解，“印度外包在猎获客户方面有一整套经验。其中比较独特的方式就是，大量聘用与目标客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当地员工。靠这一招，印度BPO企业打开了欧洲市场。”

Wipro争取德国公司的晶片和软件设计外包业务是好例子。最开始面对缄默的德国人，Wipro的市场人员一直难以感知对方的真实意图，转折点是聘请到外表、谈吐及思维方式都与德国目标客户有类似习惯的德国工程师。原先对印度脸孔始终难消顾虑的德国企业开始放心，倾向于把高科技产品中的生产、后勤服务交给印度公司。此后在瑞典、英国、荷兰及芬兰等欧洲国家，属地的开发中心都非常强调当地人才的使用。

萨蒂扬借道中国抢占日本、韩国市场也是相当经典的案例。由于日本是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软件发包国家，2002年，萨蒂扬率先在中国设立办事处，随后Infosys、Wipro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也先后落户上海浦东软件园。其中Infosys宣布用6500美元在中国招聘了6000名工程师。用了一年时间熟悉中国业务后，萨蒂扬成立独资公司，定下三大战略：服务好现有的欧美客户，瞄准日本市场强力攻之，最后积极拓展中国的大型企业。

这些公司现在发展势头强劲，为南印三城源源不断创汇。

在与本土软件公司接触中，发现关于如何升级产业、维持行业利基是热烈议论话题。印度软件代工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服务工作，像“呼叫中心”之类的业务，在北印德里附近的卫星城Noida，此类企业云集；第二层业务，是处理会计、金融研究、风险建模、市场调研、数据挖掘、远程医学、工程服务、法律等知识流业务，南印不少企业也是如日中天；最高层的业务从几年前开始被关注，即帮助客户设计、规划软件需求，被称为“Vertical BPO”。业者需要对核心产业有充分了解，故而三城分工也相对清晰，如班加罗尔擅长金融块，海德拉巴擅长生物科技，而金奈以汽车与零件制造业取胜。

BCG波士顿办公室经理、公司全球化业务的优秀领导者托马斯 . 布拉德特克（Thomas Bradtke）认为，印度软件企业从劳动套利起家，今天已经开始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发，“我们不只是依靠解雇员工来解决问题，而是想办法让流程更加顺畅，进而提高效率”。

企业之外，三城的政府、议会存在着另外议论。尽管过去20年尤其是近10年以来，软件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应该看到BPO是有明显发展上限的产业。议员们不时对新闻媒体表示，像生物科技和半导体等其他潜力产业群，也需要密集的政府政策孵化。

但这牵涉到整个政府奖励体系的再调整，需要明

确支持到何种程度。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把半导体制造业当成策略性产业，提供大量的资源、人力、租税奖励，若印联邦、州、市政府无决心提供这些条件，相关公司将很难在市场上与国际竞争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

坐落于班加罗尔市米勒路的印度半导体协会（ISA）有过一项调查，目前全印大约有130家半导体设计公司，其中大约30%为本土设计业者，中小规模居多。大多数设计公司仍是外资企业在印投资机构，例如Broadcom在班加罗尔的研发中心有超过200人，英特尔、尔必达（Elpida）、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等公司，也都有大规模的投资。

半导体协会与Frost &Sullivan一起完成的调研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半导体的消费市场只是全球1.8%，但2015年占到全球11%并非不可企及。这一方面需要更多政府、海外机构包括中国台湾大型制造业的持续投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本地公司的快速成长。他们同时希望半导体协会能像帮助印度软件业起飞的NASCOMM一样，成为以公共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产业协会组织。

科彻里尔觉得这些设想如执行到位完全可以实现，“我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其实华尔街的高薪工作也并不难找。但又怎么样呢，最多是坐在高大气派的桌子后面给领导打印材料，实在太无聊了”。他认为现在的职业完全不同，可以旁观并参与到一个个大产业乃至国家的崛起过程。

他还认为，将高科技与制造业联系起来的努力也需要加大，毕竟这是解决就业的大户，像海德拉巴占地150公顷的高科纺织园就是很不错的尝试。●

印度投资锦囊

文_刘嘉偌

如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可以直接和各邦政府洽谈，谈妥了再向开发区提交申请，两个月后一般会获得许可。面对完全陌生的印度，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企业家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合适方式进入市场。

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从贸易开始的，好处是风险低，坏处是在多数情况下收益也高不到哪里去。就中印之间双边贸易个案看，大趋势是向上的，随着政治领域的解冻，最先反映出来的就是双边贸易额，可以说节节攀升。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www.icecnet.org）长期开拓两国间的信息交流、会务活动，是中枢之一。

第二条道路是在印建代理渠道体系。这在欧美及日本企业里已相当普遍，通过印度本地咨询公司或国际咨询公司在印的分支机构进行市场调研和咨询服务，并以调查报道为基点制定渠道政策、寻找代理商、提供广告和样品支持，从而最终建立起完整的渠道体系。目前中国公司采用此种方式并不多见。其实，像百瀚咨询（www.berhan.fi/cn）等在中国和印度市场都有经验的中介公司引路的方式是值得参考的。

设立驻印外企办事机构是另外的方式，细分来说分成设联络处/代表处、项目办公室、分公司。一些中国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得印度基础设施、能源项目，多采用项目办公室，可较好对冲资金风险、政策变化风险和地方保护及宗教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办公室不得从事与项目无关的业务，项目完成后将所获盈利汇出印度，需获印度联邦储备银行批准。

中钢印度公司，这些年在印度经营的风生水起，就是从代表处起家的。20世纪90年代，中钢由于业务合作入印，为了控制市场风险而作为桥梁起总公司与印企业沟通作用。现在即将合资建设钢厂。

无论是合资公司还是独资企业，都享受与本国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从注册流程上讲，需获得外资投资促进委员会（FIPB）、产业批准秘书处（SIA）、印度储备银行（IRB）的批准，并在企业登记处（ROC）登记。其中，私人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为10万卢比，公共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金为50万卢比。尽管独资企业的中方控制力肯定强于合资公司，但不可否认的是，设立合资企业一般可在三个月以内获得批准，独资由于管制问题六个月内很难被批准。

效力于知名咨询公司百瀚的Avista的科彻里尔（Renju Kocheril）提醒中国投资者，由于出口加工区和特区（SEZs）有众多优惠政策，备受国际企业青睐。也因此，孟买和金奈的诸多开发区已是“企满为患”，中小企业现在去谈进驻很困难。

他给出的参考意见是，如投资额超过500万美元，可直接和邦政府谈，谈妥了再向开发区提交申请，两个月后一般会获得许可，再通过邦政府各个机构的联席会议批准，需四个月。总的来说厂房建设半年后可开始。据介绍，百瀚的中介业务专长是IT、电信和汽车业。开发区热，也让一些国际投资者有意介入开发区建设。这种案例的一般情况是，开发商提交申请，一旦获得联邦政府和有关机构正式批准，即进入筹备阶段，特区内公司可享受国家和地区税收优惠。对于开发区运营商来说，再把土地或设施租赁给入驻公司以获得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