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民间融资的传统与现实，疯狂与不安
-本报记者 许可新
杂货店老板李伯小心翼翼打开抽屉，从底层掏出一个绿色硬皮笔记本，因为经常翻阅，本子有几页已经脱落，他蘸了蘸口水，把笔记本翻到夹着一张彩色裸体美女照片的地方，停了下来。
裸女照片前面的6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满了账，不过这可不是店里进货出单的普通账本，而是李伯与亲朋好友们借款来往的记录。指着前一页大约与裸女膝盖平行的地方，李伯说，“这是去年12月借出去的最后一笔钱，5万块！”
李伯的钱借给了一个叫潘万松的男人，前后4次共给了36万元。潘万松原来是他的邻居，就住在他的杂货店的对门，现在“本事大了”，已经到市里去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不过大约就在李伯把最后一笔钱给了他的一个月后，他就不再接听任何来电了，李伯现在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
这里是浙江省丽水市双溪镇雅溪村。而过去的三个月里，距离这里大约30公里的丽水市政府门前，一直围着一群来自全市各地的本地人，他们都声称是潘万松的债权人，要求市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万松地产不能如期偿还债务的问题。
相比潘万松，这里发生的“小姑娘”集资案更引发了整个城市的恐慌乃至全国关注。原名杜益敏的“小姑娘”是丽水市一个神通广大的美容店女老板，从2003年起开始从事地下融资生意，据这一案件公诉方计算，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
丽水的土特产
潘万松的集资额也很惊人。
2008年3月25日，丽水市审计局作出的审计报告显示，潘万松总共从将近3000名当地人手里借到了接近5亿元资金——如果把这笔钱全部换成百元面额的新钞，足足有5吨，至少需要一辆重型卡车才能拉得动。这笔钱被潘万松用于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中国万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的四个房产项目的建设中。
一位亲近潘万松的人称，3年前潘万松刚接触房产业务时，其家产应在4000万以上，但最新的审计报告显示，他的私人财产约为320万元。不管如何，对于动辄上亿的房地产项目而言，潘万松不算富有。但对于那些靠自身财力根本无法运转的地产项目，这位过去的泥水匠并没有向银行贷款一分钱，而是遵照当地的习俗，选择了走民间融资的路子。
这是一座经常发生民间融资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的民间资本在这座只有18条公交线路的小城市里来回穿梭，当地民企的发展，离不开这种来自民间的资金，而公众也因此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收入。
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民间资金在这里流动，当地负责民间资本监管的银监局对此缄默不言，倒是与丽水毗邻的温州市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年有报道称，至少有3000亿民间资本在当地流转。
在市政府门前，万松的集资户朱小军说，“民间集资可是丽水的‘土特产’啊！”
过去三个月里，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跑到市政府门前和一些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商量对策，可至今他们也还没有想出万全之策来。
纠纷，纠纷
与民间融资相伴的集资纠纷乃至集资诈骗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
2008年3月22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杜益敏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小姑娘”案发当年，当地一家私企董事长胡云火因无法负担高额利息出逃，留下超过5000万的资金漏洞至今尚未填平。
而在此之前的2005年，当地灯塔新村的村支书张文成也因非法吸收公共存款3.6亿元被判处入狱9年。
因此，朱小军们既着急又愤怒，他们害怕自己血本无归，他们投在潘万松那里的钱，有很多是从亲戚朋友处转借来的。
就在“小姑娘”被初审判处死刑后7天，他们走上市中心的街头，截断交通以表示抗议。而在政府机关大楼门前，旷日持久的等待消耗了集资户们太多的耐性，他们甚至和负责大楼安保的协警发生肢体冲突，有人因此被打伤。
但在另外一些当地人眼里，万松的集资户实在不用为“损失”大惊小怪，道理非常明显——万松的房子已经在市区中心盖起来了，实实在在的没有骗人，而且房型、地段、质量俱佳，审计报告也显示，万松公司的资金缺口不过1000万左右，只要有人愿意注资，再加上楼市还会上涨的预期，万松是垮不掉的，最多只是暂时的经营不善，不像自己，数百万数千万的资金是被骗走的。
有这种想法的人，大多数是“小姑娘”案的受害者。
“小姑娘”一案发生之后，警方在当地进行了追查，很多钱被追了回来，但至今仍有超过1.25亿的资金没有下落，这意味着，消失了的1.25亿元，需要200多名前“债权人”来共同承担，平摊下来，每人的损失在50万元左右，其中有多人损失在200万元以上。
这些数字，在丽水这个浙江经济最落后的地市里，不是一个小数目。浙江是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去年城镇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这两个最发达的直辖市。但丽水市的这一数字却在1.5万元左右，比全省平均水平矮了约四分之一。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这话时，袁巧黑沉着脸。在“小姑娘”出事前的几天，她还把200多万元交给了“小姑娘”，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而今，杜益敏一共欠她462多万元，她不得不到一家工厂里重新打起月薪1000元的零工。
而原来袁家中有三台挖掘机，靠出租机械，每天稳定收入在1500元以上，但现在她变卖了房产和机械，也没还清欠债。
钱袋越紧，冲动越强烈
袁巧的丈夫为此已经轻生了好几次，市府门前每天也聚拢着数十上百名万松的集资户，少数胆小的开始把资金从其他房产公司也取回来，但这座城市却表现出了对民间融资极大的宽容与大度。
大多数丽水的集资户们仍然过着太平日子，万松对他们是个意外，甚至，“小姑娘”也仅仅是个意外，许多当年“小姑娘”案损失惨重的受害者现在仍然在集资和被集资，只是现在他们更加的谨慎小心了。
其实，在民间融资的浪潮中，丽水不是一座孤城。“这是一个公众以及媒体已经听了很多遍的违法集资故事，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它一再地在中国沿海一带上演。” 当“小姑娘”案初审落槌时，财经作家吴晓波便发表评论说。
在此之前一年，距离丽水不足50公里的浙江东阳市“亿万富姐”吴英几乎被以同样的罪名抓捕；三年前，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因涉嫌非法吸引公众存款而被捕；一直往前推可以推到22年前，与丽水毗邻的温州“抬会”(当地对民间融资的称呼)崩盘时，33岁女子郑乐芬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
他们只是民间融资冰山的一角，这些撞上法网的人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融资冲动。“政府的钱袋子收得越紧，民间的融资冲动就越强烈！”丽水当地一名官员说。
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政府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这对已经占据全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企而言有如雪上加霜，他们本来就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这大大刺激了民间融资活动的增长。
缙云当地商人曾力说，如果民间集资也算罪，全丽水、全浙江乃至全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罪人。这位身家早已过亿的企业家至今恪守着一条自己定下的规矩，无论如何，借款数额不能超过自有财产的一半，“这是一条安全的界线！”他说。
民间融资轨迹
李伯的绿色硬皮账本里，除了有借出的款项，还有借入的款项。事实上，让潘万松拿走的36万中，就有大约25万是李伯从别人手里收过来的。
借钱给李伯的人，大都是村里的一些老人，攒了5千，1万就交给李伯，在他们眼里，李伯是个有能耐的人，而在李伯眼里，潘万松是个有能耐的人。李伯给老人们的月利息通常是1分(1%，相当于年利率12%，远远高于当前银行的活期存款年利率0.81%及税后利率0.684%)，而从潘万松那里，李伯可以拿到大约2分的月利息，于是，这中间的1分利息差便是他的能耐的奖赏。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银行利率与CPI(物价指数)不相适应，“存款等于亏钱”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投入到这种金钱游戏中来。在丽水，很多当地人将自家房地产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然后将贷款投放给需要资金的人，获得比贷款利率更高的利息，从中赚取差价。当地人说，这种情形在浙江非常普遍。
丽水建设银行(6.97-0.37-5.04%吧)的一位人士说，在政策上，银行自然是要严格控制这种不必要的贷款，但在当地，这是一种共赢的游戏，银行可以从贷款人那里获得利息，而从银行贷了款的人则可以从集资中获得更高的利息，因此，银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如果你问当地人，为什么民间集资在这里如此普遍，他们通常都会摇摇头，好像这是与生俱来的思路，不需存疑。有时候他们还会反问你，难道全浙江、全国不都是这样的吗？
临时拆借是中国企业家们非常普遍的财务工作，在丽水这里，其民间融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但较为普及的应该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小水电建设热潮。
丽水地处浙南山区，有“浙江的西藏”之称，境内汇聚瓯江、钱塘江等六大水系，水能资源丰富，发展小水电可谓得天独厚。当地人来到水边建设水电站，但建设水电站需要大投资，便有人先吃螃蟹，走了民间集资的道路。
小水电建设初期，由于政策不规范，很多人钻了体制的漏洞挣了大钱。“当时的利润有多高？举个例子，年初投进去一万块，年末最多可能拿到十几万！”一位当地人如此说。
丽水很快成为“中国小水电第一城”，目前丽水境内有大小水电站接近700座，其中，仅丽水景宁县内，就有小水电站137座，全县18万人，有5万人参与到小水电的集资建设。这里面既有投资上百万甚至千万的大股东，也有许多只投入了几万甚至几千的小股东。
这一切貌似合理而又完全事出偶然，当第一个人从中获利后，周围的人便迅速跟进，而借助民间融资这根杠杆，集小钱办大事的经验也被总结为“丽水模式”流传开来。这一过程好像浙南当地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带村、螺丝村、香菇村一样，他们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模样，往往和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了什么道路有关。
丽水小水电
水电已经成为丽水的支柱产业之一和主要经济增长点，2006年该市被水利部评为“中国水电第一市”，水电产业产生的GDP已占全市GDP的8%。“十五”期间，丽水建成投产的55万千瓦农村水电装机，绝大部分采取股份制形式，大量的民间资本参与水电开发。如景宁县人口只有18万，其中有5万多人涉足水电开发。到2005年底，全市农村水电的所有制结构比例为集体占4.1%，国有占24.6%，股份制占71.3%，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截至2007年7月，丽水市投产的水电装机已超过150万千瓦。丽水市常规水电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27.8万千瓦，约占全省总量的40%。预计到“十一五”期末，全市水电装机可达270万千瓦。
丽水当地大多数人都曾在小水电投资中获益，甚至出现了“小水电投资团”，名声堪比温州炒楼团，自2003年起，“小水电投资团”的资本力量辐射至云南、湖南、重庆、贵州、四川等水利资源丰富的省市。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丽水籍人士在外地投资水电的总规模已达300万千瓦，投资约150亿元。
由于小水电受地理条件、资源状况的约束较大，加上这几年相关法规不断完善，可建的项目越来越少。故而，随着这几年房地产的升温，不少人参与到房地产公司的集资中。由于房地产对资金的需求量更大，最终形成今天全民参与房地产集资的局面。
必然选择
而现在，随着小水电“黄金(204.77-0.26-0.13%吧)岁月”的逝去，很多人将“丽水模式”带到全国，去建设更多的小水电，丽水当地企业通过民间融资获得资金的传统也被保留了下来。在2006年，丽水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地企业自筹资金数量竟3倍于从银行贷款数。
李伯的邻居王勇在2003年前还是投资小水电的老板，但亏了几十万利息后，便在李伯家旁边也开起了一间杂货店，原来大家投给他的钱，被他分批次地放进潘万松的公司里，前后有将近160万，在雅溪村，他是潘万松最大的债权人。
“丽水其他工业不发达，办起来与周边的温州、金华比也没优势，有了钱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实业好。”但王勇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现在办一个企业，利润能达到30%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的原始资金是集资来的，还得把利润拿出来给集资户分利息，还不如直接把钱拿出来集资，按一个月2分算的话，一年也能挣回来24%呢。”
高额回报，足以让人忘却必要的风险考量，何况在丽水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民间融资传统的地方。
“‘小姑娘’借钱一般是几个月就还，一开始都有借有还，利那么高，我们都是一步步掉进去的。”一位集资户说。
而过去的10年，丽水市区的房价从800元一路飙升到突破万元大关，这是王勇大胆将160万元投给潘万松搞房地产的真正原因。在丽水的青田县，价位突破2万的房子也已经出现了，与丽水毗邻的金华、衢州的房价却在5000元以下。
当地人对高房价的解释是，每年有大量外汇从海外寄回青田县这个年轻的侨乡，在当地钱多了就不值钱了，房价便像吃了药般猛涨，一些青田人便跑到市区来买房，需求带动价格，市区的房价也跟着涨起来。此外，丽水市近年来“入世”的土地面积只是金华、衢州等地的10%左右，集资户们的利息最后被加入到造房成本当中，也是两条重要的理由。
一些愤怒的集资户至今仍然认为，“小姑娘”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设下一个圈套。但她的哥哥杜建敏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
“她没那心计，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把自己家人的钱也骗进去吗？”杜建敏说，他有640万元投入了亲妹妹的“事业”中，至今没有取回来，他为此欠着别人540万元的债。杜益敏的妹妹杜晓敏也有78万元被圈进了姐姐的吸金黑洞中。甚至到最后，她17岁的儿子每年压岁钱攒下来的3万块钱存折也成为牺牲品。
如果说“小姑娘”家人是出于对亲人的信任稀里糊涂地入了局，那么愤怒的集资户说这是一个圈套或许也不过分，因为他们对“小姑娘”的信任，是杜益敏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亲近“小姑娘”的人将杜益敏的集资路总结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真心集资干事业。今年43岁的“小姑娘”在29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到广州学了两年美容，回来后她在丽水缙云盘下一家高级美容店，并与当地的“官太太”们熟稔起来。学会了打麻将的她，在2000年借助当地百货公司改制之机，投标65万买下了百货公司仓库，加上当年化妆品生意亏了50万，“小姑娘”第一次选择了当地非常盛行的集资，集资额90万。
第二阶段：遇到了困难，扩大集资，却遇到更大的困难。缙云的美容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由于根本无法支付自己的借款，杜益敏被迫选择向他人借款，用以归还原来的欠款。为了堵住资金漏洞，她在丽水、杭州、上海投资多套房子，到丽水市区开了新美容院，但还没到这些投资有所回报时，债务就又到期了。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取得别人信任，她只能不断借钱去支付前面的利息和本金。
第三阶段：虚构项目骗钱，走上不归路。大约从2005年年底开始，“小姑娘”开始发疯般集资，从别人求着她集资，到她到处找人集资，许多项目纯属子虚乌有。一些早期发觉蹊跷的人开始动用关系，暗中帮助“小姑娘”，从而取回自己先期投入的资金。
“上面有人”
至少在第一、二个阶段，在2006年年初之前，“小姑娘”在当地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人们把钱给她，她有借有还，她给的利息也很公道，是丽水当地非常正常的2分，如果是短期大额资金拆借，她给的佣金通常能达到3分到5分，给一些人甚至达到10分。
更为关键的是，她“上面有人”，她的姐妹有很多都是官太太，她还是现任青田县公安局长杨延明的女儿的干妈，而这位局长在丽水当地多个区县都曾任过要职。
而她“手里也有项目”，她参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有板有眼地在建设中，她在各地拥有的多套住房和公司为她提供担保，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人们都没有理由怀疑她。
仅凭单纯的信任，这或许便是中国民间集资的病灶所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健全的金融机制和法律土壤保证人们不会仅凭原始的信任便赌上身家性命。像丽水当地非常普遍的房地产投资，国外信任的是 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MBS(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商用物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一系列房地产投资工具。
这种金融衍生工具将大规模的房地产融资证券化，既可以使普通民众通过持有这些证券分享房地产投资的高收益，也为房地产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发达和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则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完备的信息。
但是在丽水，信任就是杜益敏的一张白条以及白条背后人们想象出来的“关系”和实力。凭借一张白条，杜益敏便可以从别人那里支走成百上千万的资金，而且，放松了警惕的人们从来不会过问这笔钱她将用到哪里。
甚至到最后关头当气急败坏的集资人来到“小姑娘”面前扬言要杀死她时，她竟可以镇静地回答说，“你打死我也没用，留着我，我还可以骗钱来还给你。”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潘万松身上，当人们看到这家名称前面冠有“中国”字样的公司正在经营市中心的房产建设时，人们便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家实力超群的公司，绝对不担心会出现任何问题。
但官方的审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潘万松及其子女竟然买了将近3000万元的基金和将近200万元的股票。
少统计了两辆车
3月21日，当审判长郑超宣布“小姑娘”一审死刑时，杜建敏用缙云话朝自己的妹妹嚷了一句“杜益敏，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争取立功表现！”法警马上过来制止了他，杜益敏回头望了一眼哥哥，没有说话，神情黯淡，那是杜建敏最后一次看到自己这位“单纯的”妹妹。
“那种表情非常痛苦，我感到她心里有苦说不出来！”杜建敏说。
“小姑娘”被判极刑的消息在丽水市里传开后，原来的集资户们心情却都很矛盾。虽然对“小姑娘”恨得咬牙切齿，袁巧却不希望杜益敏现在就死，“有1.25个亿没有追查清楚呢，现在她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对谁都不公平！”
和袁巧一样想法的“小姑娘”案受害者大有人在。那消失的1.25亿元是每一个集资户都在质问的焦点。
“问题非常好解决，几乎所有款项往来都是通过银行，银行都有记录，只要一笔一笔往回缕清楚，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资金查不出来的！”一位损失惨重的集资户说。
“一般而言，消失了的钱有3种去向，要么，她自己藏起来了，要么，她让家人藏起来了，要么，她挥霍掉了。”杜建敏分析说。
然后他开始使用排除法进行分析，“现在都已经判处死刑了，她还要那钱有什么用？她到最后连前夫那都‘搜刮’了20万出来还债，你说她会自己把钱藏起来吗？至于家人，我只能拍胸脯打包票说我们没有拿，说她挥霍掉的，4年连同她的宝马车在内，也就150万，她又不赌钱，挥霍不了那么多钱！”
杜建敏亲眼见到自己的妹妹买过4辆车，并亲自试驾过，但到了法律文书里，一辆尼桑阳光和一辆奥迪A4没有被统计进来，而当年这两辆车送给杜益敏干女儿的母亲时，那辆奥迪A4独特的车牌号是全城人共知的秘密，但现在这个“浙KK0369”的车牌，在缙云当地车管所内都查询不到了。
“我没有其他的证据，我只能说至少有两辆车少统计了。”杜建敏说。
在丽水，“小姑娘”案这个涉及当地众多受害人的庭审总共开了3次，每次到庭旁听的人数都没有超过30人，很多当地人是到临开庭才知道消息，急匆匆赶到法庭时，历时10分钟的庭审已经结束。
一个庭审的细节在集资户中流传，第二次庭审时，当杜益敏的辩护律师陈卫东询问她是否有检举立功表现时，审判长迅速打断了这次询问。陈卫东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个未经证实，关于录口供的细节也在集资户中广泛流传，一些知晓内情的集资户被公安叫去录了两次口供，在第二次录口供时，当话题触及一些官员时，负责笔录的警官就搁笔不动。一些了解更多细节的集资户还曾接到恐吓电话。
袁巧耿耿于怀的是，在杜益敏即将败露的2006年5月，袁巧对向自己借钱的“小姑娘”并不了解，便去缙云县公安局保安公司经理应国兴那儿了解情况，当时这位袁巧非常敬重的领导对她拍胸脯说一千个放心，“小姑娘”在杭州、上海都有房产，资产几千万，有的是项目。
袁巧说，后来她才知道，自己打给“小姑娘”的钱中，有10万元直接打入了应国兴的银行账号，而应国兴则早在4个月前就已经和公安局打过招呼，如果“小姑娘”要出国，一定要先通知自己。“这说明他早就知道‘小姑娘’有问题，还拉我下水！”袁巧非常气愤。
应国兴听到记者在电话里询问此事，立刻关掉了手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集资户均为化名)
一个死刑犯和她的疯狂同乡
官方数据表明，2007年丽水市房地产开发对当地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53.9%，在全市地税收入中，房地产业的税收占了近三分之一。说房地产已经是丽水的支柱产业实不为过。而支撑这个支柱企业的当地上百家房地产企业无一例外都依靠民间集资发展。
在丽水，银行对一个地产开发的项目，通常的贷款额度是工程造价的30%左右，只有遇到银行特别看好的项目，或者与银行关系非同一般的客户，这一比例才有可能被提高到40%乃至50%。这意味着，在动辄上亿的地产项目中，地产公司经常需要成亿的现金链来支撑。对大资金的需求，有丰厚的回报，丽水房地产转向民间融资是必然选择。
“小姑娘”、潘万松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现在，丽水市区的房价仍然在一万以上，但是记者所看到的几处售楼处都门庭冷落。房价下跌，地产公司经营困难，动摇集资户信心，发生挤兑，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链条。丽水人对此前景讳言之，避言之。
自从“小姑娘”案发，当地官方已经成立了民间融资领导管理小组，制订民间融资突发公共事件风险处置应急预案，意在用好民间融资这把双刃剑，对其合理引导，但承认其存在隐患。
围在市政府门前的朱小军们一直要官方拿一个说法，但官方也感到很无奈和苦恼。至今中国未对“非法集资”的含义作出解释。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指导处理非法集资工作的最重要文件，但这部办法只是出现了这四个字眼，未作解释。
在去年的宣传活动中，丽水市官方为了帮助市民厘清和量化“非法集资”这个概念，翻遍了法律法规，才在一个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看到这样一个界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
政府的烦恼还在于，民间集资是一个跨领域的社会现象，涉及银行、工商、税务、经贸等多个单位，却没有一个主管部门，只能由政府牵头，“我们现在虽然成立了民间融资管理小组，但这是一个非专职的临时机构，而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对其加强监管不能靠临时机构！”丽水市政府办公室财金处处长胡坚说。
